环境政治：全球碳中和潮流下中国“双碳”行动的战略意涵与双重价值

引用格式：李慧明，李思齐.全球碳中和潮流下中国“双碳”行动的战略意涵与双重价值［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4（1）：27-39.

全球碳中和潮流下中国“双碳”行动的战略意涵与双重价值

李慧明¹，李思齐²

（1.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237；2.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自2020年“双碳”目标提出以来，“双碳”行动已经被置于当前中国内政外交战略议程的突出位置。“双碳”行动将推动中国能源体系的清洁化转型和产业结构的低碳化调整，将带动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变革。本文通过对中国“双碳”行动及其战略意涵的深度剖析，以此来确定它在整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分析“双碳”行动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以及它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来理解中国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双碳”行动顺应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大势，其所推动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目标指向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双碳”行动的内在规定性与内在指向性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高度契合，这是“双碳”行动的内在价值之所在；鉴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键地位，中国的“双碳”行动本身就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全球主义价值追求，也是中国主动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现，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行动。中国的“双碳”行动与全球气候治理形成既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具有强烈的外在规定性和外在指向性，这是“双碳”行动的外在价值之所在。

［关键词］“双碳”行动；中国式现代化；全球气候治理；全球碳中和潮流

引言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自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以下简称“双碳”目标）以来，“双碳”目标及其相应的政策行动已经成了中国当前内政外交的重大事项，被置于国家发展的突出位置。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指出，推进“双碳”目标“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多维、立体、系统的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因此，推进“双碳”目标必将引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与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反过来说，无论是从“双碳”行动所引致的全社会经济领域的转型，还是从“双碳”目标所要求的能源与技术手段的改革，都具有极强的经济和市场效应。由此而言，全面推进“双碳”目标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形态演变的主要驱动力，既是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应有之义。

众所周知，推进减碳乃至实现碳中和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因为全球温室气体（以二氧化碳为主）排放过量引致了灾难性的全球变暖。而气候变化根源与影响的全球性特征要求采取全球性行动，因为任何国家的单独行动，哪怕部分国家的联合行动，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能源转型、采取协同减排行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才能真正得以解决。因此，无论是从全球气候变化的特殊性，还是从中国与世界已形成的复合生态关系来看，无论是从全球气候治理的现实要求（中国的“双碳”行动本来就是全球行动的一部分），还是从“双碳”目标本身的现实需要（“双碳”目标从生态和经济的角度都需要全球协同）来看，中国的“双碳”行动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内部事务，从其现实指向性上就需要一个全球向度，而且也会受到全球碳中和行动的深刻影响。基于此，在全力推进“双碳”目标时，必须首先从两个重要的战略全局视角来理解其特征：一是“双碳”行动需要（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中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领域和全过程行动，无论是从它所涉及的经济社会领域（从能源到工业、从交通到建筑、从生产到生活），还是从中国辽阔地域的空间（从东西南北的地区空间差异到城乡之间的格局空间差异）来说，都需要系统性的全局观念和全局视角；二是“双碳”行动需要（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全球性低碳转型（净零排放）的协同行动，无论是从中国“双碳”行动所需要的清洁能源供应链和绿色生产链保障，还是从中国“双碳”行动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外部性影响来说，都需要全球意义上的全局观念和全局视角。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对中国未来几年乃至21世纪中叶的发展战略和具体行动作出了清晰规划和战略部署。因此，必须从全球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来看待和谋划当前的“双碳”行动，并对其本身的特征以及发展逻辑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和理解，才能顺利推进这一影响深远的战略行动。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双碳”行动及其运行逻辑的剖析，深入理解“双碳”目标（行动）的内在规定性或内在指向性，也就是其所具有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影响及其目标指向，以此来确定它在整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理解它的外在规定性或外在指向性，也就是它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所具有的影响以及它与全球气候治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此来确定它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逻辑关系，并由此来理解中国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上述双重价值的剖析和理解，对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国“双碳”行动及其带来的影响进行更加深入的学理意义上的解读，以便理解其较高战略地位之意涵、战略价值乃至最终的具体行动方略。

一、气候变化与全球碳中和潮流

气候变化引致的全球碳中和潮流将深刻改变当前我们生活的世界。随着全球平均温度持续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和剧烈，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经济活动和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日益加剧。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全球气候治理的紧迫性和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性。

1. 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与全球治理的紧迫性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对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构成全局性严峻挑战。尽管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在国家个体程度上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它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整体性变化，带来一种全球层面上的无例外影响。也就是说，气候变化对不同国家造成的影响虽然因国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上的差异而有所差异，但从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和最终后果而言，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与此同时，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人类社会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系统性变革。气候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维持人类现代经济社会活动的化石能源使用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引致地球大气增温，因而应对和解决气候变化的核心要求就是减少或停止化石燃料的使用。能源是支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能源的清洁化或新的替代能源的生产与使用必然导致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与本质内涵的根本性和系统性变化。上述特征的叠加致使气候变化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影响最广泛、解决难度最大的一个典型全球性问题。近年来，不断被刷新的气温记录以及前所未有的干旱、热浪、暴雨等极端天气的频现，都表明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紧迫问题。2022年1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27次会议（COP27）的致辞中指出，“我们的星球正在迅速接近将使气候紊乱不可逆转临界点……人类有一个选择：要么合作，要么灭亡，要么是一个气候团结公约，要么是一个集体自杀公约……机会之窗仍然开着，但只剩下一道狭窄的光。全球气候战斗将在接下来的关键十年里分出胜负”。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23年3月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中明确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燃烧化石燃料以及不平等和不可持续的能源及土地利用导致了全球变暖，当前的水平比工业化前水平已经高出1.1 ℃，给世界各国都造成了越来越危险的影响。可以说，面对持续增加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和已经频繁显现的极端天气，提高行动力度、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2. 全球碳中和潮流与低碳转型的经济社会影响

2015年12月，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的《巴黎协定》明确提出，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汇的清除之间的平衡，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与吸收之间的动态平衡，也就是碳排放的中和。将全球温升稳定在一个给定的水平上，意味着全球“净”温室气体排放需要大致下降到零，即人为排放进入大气的温室气体和人为吸收的汇之间达到平衡。201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全球升温1.5 ℃特别报告》中指出，控制温升不超过1.5 ℃，需要在2050年左右二氧化碳达到净零排放。为了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 ℃以下，需要在207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在国际科学与政治不断互动的推动下，一些国家、国际组织和企业积极行动，提出了到特定时间实现碳中和（净零排放）的政策目标和具体行动。随着欧盟、中国和美国相继明确提出碳中和（净零）目标，推进碳中和目标已经成了一股全球性的潮流。就一个国家而言，实现碳中和，就是从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高碳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逐步向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低碳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最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实现经济社会活动所产生的碳的人为排放与汇的吸收之间的平衡。由此来看，这一过程必将引发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变革，意味着国家的技术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的全方位变革。这场深刻的变革无疑将导致一国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人们的社会文化观念、消费观念乃至生活方式发生不同以往的重大变化。具体而言，碳中和的过程就是为了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目标而逐渐减少经济社会活动所引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直至这种排放与吸收之间达到动态平衡。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虽然当前的全球化正在受到各种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力量的影响），由于资源和技术等地理分布客观上的不均衡，从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诸系统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对于特定国家而言，实现碳中和必将受到全球碳中和进程以及其他相关国家政策行动的制约和影响。由此而言，任何国家的碳中和行动都是全球碳中和行动中的一分子，它既受到全球性行动和相关国家的影响，反过来其行动也会对全球碳中和进程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双碳”行动的内在价值及其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中的定位与作用

如前文所述，“双碳”行动是驱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举措。在全球碳中和潮流的推动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深入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双碳”行动是驱动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方向高度一致。

1. “双碳”行动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战略的高度契合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使命任务，并明确强调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这一重大使命。为此，部署了到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左右）新“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的新“两步走”战略与实现“双碳”目标的时间有着重要的契合。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步，如期实现碳达峰是实现“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这一2035年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远景目标的实现又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相辅相成。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2030年前如期实现碳达峰后持续推进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清洁化，加快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使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更加牢固的基础。也就是说，积极推进碳中和目标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直接推动力量和重要方式，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过程本身就是中国经济社会系统全面转型升级的过程，既推进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也丰富了人民的精神世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了更大的中国力量，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反之，本世纪中叶如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内在包含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低碳化，也就是说，美丽中国目标的全面实现本身与碳中和目标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既奠定了物质基础也提供了政治保障。因此，“双碳”目标与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高度契合，碳中和在推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全局中具有纲举目张的战略意义。虽然从狭义上来看，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主要限于能源和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甚至主要集中在节能降碳领域，但由于“双碳”行动所具有的全方位、系统性影响，使得“双碳”行动具有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支点的价值，积极稳妥推进“双碳”目标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征程中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地位。

2. “双碳”行动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中的地位、功能与作用机制

具体来说，“双碳”行动为什么与中国式现代化以及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换言之，“双碳”行动所要达致的目标为什么以及如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契合的？通过以上分析，如果从“双碳”行动引致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特征和本质要求来看，“双碳”行动推动产生的绿色低碳效应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方略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本文将以此来探讨“双碳”行动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定位、功能以及具体逻辑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特征作出了明确界定，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突出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概括，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突出目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清晰展望，还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路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突出强调。党的二十大报告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突出特征，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些本质要求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道路选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最终归宿（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六大具体目标来看，前五个都是内在指向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五个特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是一致的，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内在规定性。正是由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这种内在要求与目标指向同“双碳”行动的内在规定性与内在指向性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从而在逻辑上证明“双碳”行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较高契合度。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理解“双碳”行动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1）“双碳”行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技术创新源泉与结构转型的直接驱动力

“双碳”行动所要求的能源清洁转型和经济结构重大调整就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关键行动，其目标指向就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性潮流，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清洁能源支撑下的经济结构低碳转型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从传统粗放式向精细化高质量发展的直接驱动因素。无论是实现碳排放尽早达峰，还是实现完全脱碳，从本质而言，都是一个以绿色能源及其应用为核心的低碳或零碳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建设的过程，核心的就是遵循“控制减少排放”和“移除抵消排放”两条路径，控制化石能源、电力和其他清洁能源逐步成为能源消费主体，绿色能源体系、生产生活的高能效循环利用体系以及负排放体系（碳汇和碳捕集技术）构成了“双碳”行动的核心路径。而围绕绿色能源、涉及生产生活方式的高能效循环利用和碳移除等技术及其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是低碳经济时代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与主体。在全球碳中和潮流的推动下，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正在加紧低碳技术研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已经展开。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推动国家内部的技术创新和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还是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激烈竞争，中国的“双碳”行动都具有十分特殊的战略意义，是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国务院总理李强在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正是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特征，也是“双碳”行动的直接目标。由此而言，“双碳”行动不仅是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技术创新之源，也是促动整个经济社会系统华丽蜕变的“总触发机关”，因此，“双碳”行动是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源头性、基础性的驱动力量。

（2）“双碳”行动是发展全过程民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助推剂”

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问题，从根本上涉及并影响每一个个体生命，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民众的支持与推动，其具有强烈的“参与式民主”特征。从上述提到的“双碳”行动的两条路径来看，无论是在控制减少排放方面还是移除抵消排放方面，既涉及国家能源与经济系统的规划、布局与宏观协调，包括能源系统本身的清洁转型、工业减排、绿色交通、绿色建筑与可持续农业等的高效化和清洁化，还有碳捕集与封存等；也涉及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居民绿色消费、优化居住、低碳出行、合理饮食等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还有基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碳汇的增加等。上述提到的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推进“双碳”工作的文件都明确提出了需要民众积极支持和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碳达峰十大行动”，除了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领域，还专门有“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因而，“双碳”行动既需要全体人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也需要国家政治系统在发展谋划、政策制定和宏观协调等方面的改革与配套，“双碳”行动的这种全民性、参与性和政治性无疑有助于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深化和制度的建构，并使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践中得以强化。由此而言，“双碳”行动在推动经济社会实现全方位变革的基础上，不但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通过“双碳”行动的全民参与和全民实践，最终实现了全民共享高质量发展的成果；而且“双碳”行动本身的民主性也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助推器”，助力全过程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和政治过程中人民民主的具体落实。

（3）“双碳”行动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绿色文化源泉与行为文明的“转换器”

低碳与绿色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反映了民众的精神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双碳”行动本质上就是要倡导和推动绿色文化的深化，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面推进清洁生产，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使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同时，“双碳”行动不是一场单向度的经济低碳变革，如前所述，它还涉及与人民群众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的系统变革，从民众的居住到出行，从民众的消费行为到交往方式，都会随着“双碳”行动的推进而改变，而这些变革也会带动人民群众行为方式的文明化，从而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使得人民群众整体素质和社会整体文明水平都得到提升。

（4）“双碳”行动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保障与社会和谐的“催化剂”

“双碳”行动核心的路径就是能源转型，建立绿色能源体系，而可再生能源处于关键部分。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资源具有以下突出特点：分布具有广泛性，每一个国家都在使用某一种或某几种可再生能源资源；大多数可再生能源资源都是连续生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再生能源规模可大可小，更适合分布式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可再生能源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可再生能源的这些突出特点增强了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普及，也使得可再生能源具有广泛的普惠性和相对安全性，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分布的便捷性，使其生产和消费都具有全民性。与可再生能源特点相关联的还涉及就业、资源收益分配等的相对均衡性，正因为可再生能源的全民性，所以相对而言，更不容易形成行业垄断，有助于促进社会正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碳中和技术、产品和服务涉及产业链条环节多，就业带动强，常规污染物排放少，市场潜力巨大。由于产业链条长，相较于高资本密集的化石能源产业，其劳动就业量更多。同时，可再生能源的产业链在带动就业的同时，必然拉动需求，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而不是资本的无限积累。而碳中和还有助于催生发展范式的革命性转型，从专权走向共享，使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紧密相连，民众可以共享新能源、新技术、高科技产品带来的福利，提高民生福祉。因而，以能源清洁转型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低碳化绿色化为核心特征的“双碳”行动不仅为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物质保障，而且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促进就业和推动财富分散化等优势，成为社会和谐的“催化剂”，有助于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5）“双碳”行动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抓手”与绿色转型的“加速器”

“双碳”行动最直接的影响就在于其显著的生态效应，其本质在于调和人与自然长期积累的矛盾，把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的影响控制在生态可接受的范围和程度。因而，“碳中和是一场指向非常明确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具有简单明了的目标刚性，可以推进全社会全方位、系统性变革，是生态文明建设强有力的抓手，是生态文明转型进程的刚性测度”。“双碳”行动与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能源革命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还自然以宁静，把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置于生态原则之下。“双碳”行动本来就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采取的行动。气候变化就是人类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严重后果，人类必须改变不可持续的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推动能源和经济结构的清洁转型，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道路，才能从根本上应对和解决当前紧迫的气候危机，才能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并把“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由此而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双碳”行动的宗旨和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最为契合之处，这也是“双碳”行动最为直接的内在指向和目标。正如有学者指出，“生态文明发展范式下的碳中和革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整体协同，而不是排放依旧、依靠末端治理的协同”。也就是说，“双碳”行动从其内在要求和所产生的直接效果来说，就是要从根本上和源头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整体上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正因如此，“双碳”行动已经成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抓手”和推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加速器”。

综合以上分析，如图1所示，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看“双碳”行动的内在规定性和目标指向，其清晰展现出来的逻辑结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价值旨归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系统性变革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所提出的所有价值追求来看，“双碳”行动无疑已经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成为撬动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杠杆，从而也成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依托和立足点。

三、“双碳”行动的外在价值：中国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的

关键地位与中国“双碳”行动的全球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双碳”工作是主动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中国的“双碳”行动始终有一个强烈的外在指向，或者说，从“双碳”目标的提出到实施，实际上都是在积极回应全球气候治理的紧急需要，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的重要体现。中国的“双碳”行动既是当前全球碳中和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的“双碳”行动也受到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受宏观层面全球碳中和进程的积极支撑或者消极制约。中国“双碳”行动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互动关系构成了“双碳”行动的外在逻辑。要对这种逻辑进行详细解读，必须回答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的“双碳”行动与全球层面的气候治理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进一步而言，为什么中国推进“双碳”行动必须时刻关注并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二是中国的“双碳”行动对全球气候治理本身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行动者，中国推动“双碳”行动本身就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理解和明确中国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特殊地位。

1. 中国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键地位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置身事外。鉴于中国的经济体量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国越来越成为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行动者。一方面，中国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比重较高，全球碳中和行动必须有中国的积极参与才可能成功。根据荷兰环境评估署发布的全球碳排放2020年报告，2019年，中国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30%和28%，超过美国（13%和13%）和欧盟（9%和9%）的总和，人均排放量已经高于欧盟，与德国接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身的碳减排行动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就具有了重大的世界意义，正如国际能源署的一份报告指出，“鉴于中国经济和能源体系的规模，中国既定气候目标的实现将大幅推动《巴黎协定》目标的达成。如果中国依照其既定目标实现碳中和，那么到本世纪末，仅中国就可以将全球平均气温降低近0.2 ℃。简而言之，如果中国失败，世界也不可能成功”。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本身经济和技术的巨大进步，加上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的政治意愿，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取得积极进展的关键力量。202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中明确强调，“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中国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并肩前行，助力《巴黎协定》行稳致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近年来，面对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中国对内加大绿色转型的力度，对外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加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协调，大力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和“南南合作”，并在全球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发展中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低碳转型的关键力量。前述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指出，“中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也是关键清洁能源技术（如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和电动车电池）产品的最大制造商，中国的碳减排行动将大大有助于全球为防止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而及时开展减排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能源与气候未来的主要行动者”。

2. 全球气候治理对中国“双碳”行动的双重影响

“双碳”行动是一种典型的全球性行动，中国推进碳中和目标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跟其他国家不可分离，既受到全球层面以及其他国家碳中和行动的支持和协同，又受到其制约和掣肘，反之，中国自身的碳中和行动也会支撑和促进或限制和抵消其他国家乃至全球层面的碳中和行动。归根到底，全球碳中和行动是世界各国碳中和行动的有机汇聚，至少是世界主要国家（大国）碳中和行动的协同和有机融合，中国的“双碳”行动也是全球碳中和潮流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全球气候治理推动的全球碳中和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低碳转型的重要因素，鉴于能源与产业对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影响，围绕清洁能源和低碳产业而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也正在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关键领域，将对当前的国际秩序转型产生深远影响，因国际竞争而引发的一些问题也会对中国的“双碳”行动产生制约和影响。因而，一方面，全球气候治理（全球碳中和潮流）可以为中国内部的能源结构调整和低碳转型提供一个更加协同的全球（国际）场域，在国际低碳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形成一种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国际市场规范，从而协同增进中国的“双碳”目标；另一方面，全球气候治理（全球碳中和潮流）也可能会消解和制约中国内部的低碳发展，由于中国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和经济结构调整都离不开国际资源和市场，来自全球或国际层面的限制和竞争，尤其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具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目的的低碳规则和低碳技术方面的“规锁”和“脱钩”，都将对中国的“双碳”行动产生限制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也会给中国的“双碳”行动带来风险和挑战。由此而言，全球气候治理（全球碳中和潮流）既可能成为中国“双碳”行动的一个支撑性积极因素，也可能成为一个制约性消极因素，对中国的“双碳”行动产生双重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双碳”行动不应该也不可能“关起门”来自行其是，必须置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全球碳中和潮流）中来积极稳妥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既是中国顺利推进“双碳”目标的重要外部条件，也是中国推进“双碳”目标的必要战略行动与路径选择。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碳规则的制定，一方面，可以为建立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贡献更大力量，有效维护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权益；另一方面，可以使中国的“双碳”进程与国际同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全球低碳转型潮流，大力促进中国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低碳转型。同时，正因全球气候治理对中国“双碳”行动的双重影响，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也是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挑战，应对全球碳中和潮流下日益激烈的低碳国际竞争的需要。在全球碳中和潮流下，欧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产业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它们凭借优势地位和在国际碳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遏制和打压中国，因此，中国必须在大力推进内部技术创新和低碳转型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才能有效应对国际低碳竞争，维护自身的权益。

3. 中国“双碳”行动的全球意义及全球碳中和的未来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巴黎协定》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但与此同时，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态势下，欧美发达国家内部面临重大挑战，大国竞争加剧，传统安全强势回归，对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治理造成巨大冲击。如前文所述，全球减排的差距依然巨大，全球气候治理亟须加强，迫切需要担负重大责任的国家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出发，积极团结协作，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面对全球气候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正是出于保护人类共同家园的大国责任，中国才在面临巨大风险挑战的情况下，坚决提出“双碳”目标，这一目标本身就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紧急需要，是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大力支持。因此，无论是从“双碳”行动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外在影响，还是从中国本身所具有的担负大国责任的主观意愿来看，“双碳”行动都具有强烈的外在指向性和外在目标性，中国的“双碳”行动客观上已经具有全球影响和全球意义。首先，中国自身的“双碳”行动是对《巴黎协定》温升控制目标的重大支撑。《巴黎协定》明确提出，全球温升控制在不超过工业革命前水平的2 ℃并努力实现1.5 ℃的目标。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后，许多评估机构（包括前文提到的国际能源署的评估）指出，鉴于中国在全球碳排放中的比重，中国的“双碳”目标对《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次，中国的积极姿态对保持全球气候治理动力具有重要价值。全球气候治理是当今世界最具有挑战性的难题，行动迟缓、领导赤字和治理赤字频现，从而致使治理动力匮乏。加之作为世界最大发达国家的美国两度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退出国际社会经过艰苦谈判达成的气候协议，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美国内部的政党政治斗争问题使得美国的气候政策不断发生钟摆式的变化，这种走走停停的气候减缓和适应方法降低了美国国内政策的有效性，也削弱了美国在国际进程中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双碳”行动给国际社会带来积极的预期，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了强大正能量。最后，中国的“双碳”行动推动全球清洁能源和低碳产业深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全球低碳转型。中国连续多年是全球清洁能源领域最大的投资者，在低碳技术和相关制造业领域中国有着较强的生产能力，中国在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领域的全球市场中已经处于引领地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随着未来五年的增长加速，预计在2022—2027年，全球近一半的可再生能源新产能来自中国。由此可见，在当前以及未来的全球低碳转型中，中国将持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作出更大贡献。中国的“双碳”行动已经形成清晰的路线图，已经置于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宏观战略的关键位置，“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大趋势已不可逆转，走向低碳经济和绿色发展是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趋势，在中国等国际积极力量的推动下，全球碳中和必将不断深入发展，让人类生活的地球家园更加美好。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双碳”行动与全球气候治理（全球碳中和）的复杂互动关系如图2所示，中国的“双碳”行动与全球气候治理既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而中国的“双碳”行动从三个维度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毫无疑问，中国的“双碳”行动是全球气候治理（全球碳中和）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需要中国在积极稳妥推进“双碳”行动的过程中，特别关注与外部（全球以及国际）碳中和行动的复杂互动关系，既把握和利用好外部碳中和行动带来的重要机遇，也要时刻防范外部碳中和行动带来的风险，并积极准备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与此同时，也需要中国更加坚定推进“双碳”行动的决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沿着既定路径、朝着既定目标迈进，坚定地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积极的建设性推动力量。随着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日益凸显的重要性，中国“双碳”行动的全球意义也将日益显现，由此而言，中国积极推进“双碳”目标的外在逻辑也与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高度一致。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积极回应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中国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只关注自身的狭隘利益，而是坚持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如前文所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六大目标之一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鉴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影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本身就是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关乎人类前途命运”。中国积极推进“双碳”行动本身就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全球主义价值追求，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在其外在目的性上，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本质要求是一致的。

四、结语

正是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紧迫性的不断增强，全球气候治理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刚性约束，促使世界各国采取碳中和行动，而这种外在约束导致的特定国家的内在行动，无疑具有回应和解决其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挑战，具有特定的内在目标和内在目的性，推动该国政治经济社会等系统的低碳变革。与此同时，这种碳中和行动本身就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会促进全球低碳转型，是回应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直接行动，其本身就有一种强烈的外在目标和外在目的性，服务于全球气候治理目标的实现。基于此，中国“双碳”行动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是相互促进的，目标是一致的。正因如此，积极推进“双碳”目标已经被置于中国内政与外交议程的突出位置，这不但将对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将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鉴于“双碳”行动对政治经济社会诸系统所产生的全方位影响，积极稳妥推进“双碳”行动，既是中国内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要求，更是中国承担全球气候治理重大责任的必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重大使命任务的战略途径，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双碳”行动的内外逻辑来看，无论是其所致力的社会经济变革，还是所要达致的未来目标，都跟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本质要求高度一致。由此，才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把推动“双碳”行动置于国家对内和对外战略高度位置的重要原因，也才能更加深刻理解和把握“双碳”行动的内外价值。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愈发需要中国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来谋划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由此而言，积极稳妥推进“双碳”行动，既是中国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关键，又是中国为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抱负”之基石。

 来源：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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